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法国来说一个段屈辱的历史。作为欧洲大陆传统强国，当东面的苏联和西面的英国都在为本国的尊严和命运抗争时，法国已经早早地低下头，伏在地上，忍受占领者带给他们的屈辱。

当二战爆发时，没有人会料到昔日的欧洲第一陆军强国会打得如此狼狈不堪，包括击败他们的对手纳粹德国。“火力——防御”是这支军队引以为傲的立军之本，他们正是依靠这一理论打赢了二十年前的世界大战。所以即便在二战爆发前，军队里有人对这一理论提出过强烈质疑，也没有泛起任何波澜。

那个提出质疑的人就是戴高乐，一个有些名气，可职务并不高的陆军军官。德国入侵波兰时，戴高乐还只是第5军作战参谋，上校军衔。德国闪击法国时，他刚刚接手尚未组建完毕的第4装甲师。而当德国的装甲集群打到法国腹地时，就连时任法国总统勒布伦也向戴高乐承认：“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我们确实已经错过时机了。”

当法国即将战败时，已经被调入内阁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戴高乐准将曾想过辞职，因为他无法忍受内阁里充满绝望的失败主义情绪。内政部长蒙代尔知道戴高乐不会抛下祖国，他提醒戴高乐，如果他辞职就会失去影响力和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戴高乐最终决定远赴英国，为法国保留一颗重新崛起的火种。他也因此成为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政治人物。

1890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出生在法国北部的煤都里尔。这里并不是夏尔的家，而是他的外祖父家，一个在当地颇有些地位家庭。这是当时法国北部很有趣的风俗——嫁出去的女儿得回娘家生孩子。

夏尔的家在巴黎，父亲亨利和母亲让娜一共有5个子女，夏尔排行第三。戴高乐家族的祖上有些名气，法国大革命时期，家族里有一个人曾追随拿破仑，而且很受重用。夏尔的祖父是一位地理学家，两个叔叔分别从事文学和动物学研究，他的父亲亨利则比较失意，先是在军中任职，退役后成为一名教师。总的来说，夏尔家在巴黎属于经济不算富裕、地位也一般的中产家庭。

夏尔出生的时代，法国正处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在经历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后，第三共和国的政局始终不稳定，保皇派和共和派对立，共和派内部还分裂成温和派和激进派。法国人向来关心时政，戴高乐一家也不例外。父亲亨利反对共和，拥护君主制，他每周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安葬拿破仑的荣军院。

平日里，每次遇到重大历史事件，亨利都会先给孩子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然后让每个孩子都发表意见，无论讲得对错都会得到鼓励。在夏尔·戴高乐的回忆录中，他记录了两件印象深刻的政治事件。其一是体现法国内部分裂的“德雷福斯案”，其二是体现对外软弱无能的“法绍达事件”。

“德雷福斯案”发生在1894年。总参谋部副处长亨利指控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出卖绝密情报给德国人，此案虽然证据不足，但“排犹主义”作祟的军事法庭还是判处德雷福斯无期徒刑。两年后总参谋部新任情报处长皮卡尔发现，“德雷福斯案”中真正的间谍竟是副处长亨利的朋友坎斯特哈齐，所以他请求军事法庭重审此案。亨利提前得到消息，然后伪造了证据，最终皮卡尔以诬告罪被调离岗位，发配到突尼斯。

1898年，军事法庭经过秘密审讯，仍然认为坎斯特哈齐在此案中无罪。不久之后该案经媒体曝光，激起社会公愤，甚至有人要借机推翻共和政府。最终涉案的亨利在被捕后自杀，坎斯特哈齐出逃英国，德雷福斯在法庭重审后依旧被判有罪，在总统动用特赦权后才恢复自由。

“法绍达事件”发生在1898年，是法国在非洲扩大殖民地时与英国爆发的一次冲突。

得到法国政府批准的两支武装探险队于1896年从法国出发，经过两年多的武装征服，他们抵达了非洲苏丹的法绍达，并逼迫当地土著签署了殖民协议。

不久之后，镇压“马赫迪起义”的英国远征军也来到这里，并宣布埃及、苏丹和刚果都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要求法国人撤离。相持之下，双方分别将情况向伦敦和巴黎汇报，考虑到英国远征军实力远超探险队，法国当局下令探险队撤离法绍达。

此事件无非是“鬣狗争食”的闹剧，但把“殖民”视为正义事业的法国人将事件解读为法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这件事对戴高乐的影响则有些特别，他更在意英国人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所以从那时起，他就对英国人产生了不信任。

夏尔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坚持认为教会学校的教学质量是最好的。但是当时法国正在重新制定教育法，规定教育系统向世俗化转变，因此特别禁止“未经许可的宗教团体”的教徒执教。这项法令推行得并不顺利，很多民众都强烈抵制，其中就包括夏尔的父母。

在这样的背景下，夏尔的学业几经辗转，他不满5岁就进入一所教会读书。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先后在4所教会学校就读，甚至因此还曾前往法国北部邻国比利时求学。

在那个时代，学生的课业比我们当下更繁重。学校的课程包括法国史、地理、数学、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圣经和教会史等等。

每天早上8点，学生先是半小时背诵，然后开始上基础课；

10点30分能休息十分钟，之后是自习和写作；

午饭后还是写作，然后老师当场点评；

接下来是背诵，学生们要能背下规定的名著。再接下来是基础课程；

下午4点30分开始时做祈祷和宗教阅读；

晚上7点15分吃晚饭。

如果学生有违纪现象，对他们的惩罚是罚跪或是整日禁食。

夏尔的成绩并不算突出，尤其是数学成绩很差。在父母的眼里，家里其他几个孩子的成绩都比夏尔好，父亲亨利为此曾多次训斥他，认为夏尔懒惰、反应迟钝。夏尔的改变是14岁中学会考前，此时他已经决定报考法国圣西尔军校，如果会考成绩不佳，他是无法进入这所顶级军校的。所以自进入中学后，他的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

1909年10月，为了能够获得考试资格，戴高乐进入一所世俗学校学习，并加入法国陆军，成为第33步兵团的一名普通二等兵。次年，戴高乐顺利考入圣西尔军校，他的入学成绩在221名学员中名列第119，属于中等水平。

入学之初，戴高乐的身高达到182公分，这让他在同学们中学显得很突出。不过性格腼腆而且长了一个大鼻子的戴高乐渐渐地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同学们给他起了“大芦笋”“土耳其公鸡”之类的不雅绰号，甚至还会要求他躺在地上测量院子的宽度。

军校的学业很繁重，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6点吃早饭，然后自习到7点。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是体育锻炼，包括体操、击剑和马术等等，然后学习文化课。午饭后的学习以军事课程为主，直到下午4点半结束，然后又是3个小时的自习。19点半是晚饭时间，饭后可以自由活动。21时点名，22时熄灯就寝。

戴高乐在教会学校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作息时间，所以当其他学员都叫苦不迭时，他倒是很适应。1912年9月，他以年级第13名的成绩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学校给他的毕业评语着重强调了“品德优异”和“吃苦耐劳”。

毕业后，戴高乐选择返回第33步兵团继续服役，随即被任命为该团的一名排长。次年秋季，法国陆军几乎动用全部陆军进行了一次演习。在这次演习结束后，戴高乐晋升中尉军衔，这一年他已经23岁。

第33步兵团在演习后更换了一位新团长，此前一直在军事学院担任教官，时年已经57岁的菲利普·贝当接手了这个团。但他在任上没有待太久，就升任步兵旅旅长。

此时欧洲大陆的均势即将被打破，英法俄的经济停滞不前，可他们掌控者6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外殖民地。紧跟他们身后的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占有36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相比之下，新兴的德国、美国和日本则少得可怜。

在当时谁能掌控更多的殖民地，谁就能获取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所以各国都知道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法国自1912年开始明显增加了军费开始，加速购置军队急需的装备。当年法国部队的机枪数量增加了2倍，火炮增加了1/3。为了扩充部队规模，法国政府不得不修改征兵法令，并延长了服役期。

1914年6月，几名塞尔维亚青年推动了战争进程。8月2日，德国对法国宣战，戴高乐中尉跟随第33步兵团编入第1集团军，开赴法国北部伊尔松，开始了自己的一战历程。

根据总司令霞飞的命令，法军的首要目标是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丢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法军第1集团军最初的行动很顺利，沿途没有遇到德军有效抵抗。然而到了8月15日，有意诱使法军深入的德军开始反击，并以优势兵力攻向迪南（二战时这里依然是交战重点——1940年5月，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从这里渡过了马斯河；1944年12月，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最终止步于此），企图夺取马斯河上的大桥。第33步兵团接到命令，夜行军80公里驰援迪南。

当法军刚刚抵达迪南准备休整时，已经埋伏好的德军大炮开火了。此时第33步兵团没有任何掩护，完全暴露在德军的炮火之下。戴高乐指挥的排是全连的尖刀排，他们奉命夺取并坚守大桥，阻止德军通过。面对德军的机枪扫射，戴高乐率领全排冲向大桥，就在他踏上大桥的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膝盖，戴高乐应声栽倒在地。

他从地上爬起来，与全连剩下的残兵退到一所民宅里，三天后才躺在担架上送往后方医院。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很多来不及救治的伤员得了坏疽不得不截肢，所幸他的腿保住了。

1914年10月，戴高乐伤愈归队，跟随第33步兵团回到前线。12月，因作战勇敢他被提升为团部副官，直接听命于团长。次年2月，戴高乐晋升上尉军衔，与此同时他的左手再次被子弹击伤。这次他没有撤离前线，直到3月10日手部伤口开始感染才第二次住进了医院。也就是因为这次受伤，他的左手留下终身残疾，无法伸直。

1915年6月，戴高乐返回部队，10月升任第10步兵连连长。

1916年2月，凡尔登战役打响，如果德军能够夺取这里，就可以直接杀向法国首都巴黎。第33步兵团的任务是坚守一个名叫杜奥蒙的小村庄。3月2日，德军集中100多门火炮将数十吨弹药倾斜在1000米长的战壕四周。炮击停止后，德军开始发动进攻，戴高乐所在的连伤亡惨重，全连180人仅剩下37人，但是他们依旧顶住了德军的反复进攻。

为了保存住连队最后一点兵力，已经同团部失去联系的第10连决定突围。戴高乐率领剩下的十几名官兵冲出战壕，为了躲避敌军炮火，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就在他们即将成功时，遭遇埋伏在弹坑里的德军伏击。戴高乐还没有来得及开枪，就感觉左大腿有一股凉气，然后两眼一黑，摔倒在弹坑里。与此同时，身后一枚手榴弹爆炸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仍旧在原来的战壕里。戴高乐本以为是战友们救了他，可周围的人在用德军交谈，他这次知道自己被俘了。

第33步兵团在凡尔登战役打了4天，全团2000人阵亡1442名士兵和32名军官。团长布多尔上校目睹了第10步兵连最后一次突围行动，亲眼看到戴高乐浑身是血倒在弹坑里。他以为26岁的戴高乐上尉已经牺牲，所以在战斗结束后将消息通知给他的父母，并在战斗报告中要求上级对戴高乐进行嘉奖。

布多尔上校在嘉奖令中写道：“1916年3月2日，在猛烈的的炮火支援下，德军越过防线向第10步兵连阵地发起攻击，戴高乐上尉率领全连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弹药打光了，枪支折断了，战士们相继倒在阵地上，该员被敌人刺伤后，血流如注，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直到被毒气熏倒。”

这份报告几经辗转送到集团军司令贝当手中，他亲自签发了嘉奖令，并授予戴高乐一枚最高荣誉勋章。

戴高乐的三个兄弟也都在前线，当父亲得知儿子阵亡的消息后当场晕了过去，母亲则日夜为孩子们祈祷。直到1916年5月，他们收到从战俘营里寄来的家信，才知道儿子还活着。

根据德国的规定，俘虏的士兵要送到德国服劳役，军官则关进战俘营里。对于很多人来说，被俘就意味着战争结束。虽然成为俘虏是一种耻辱，将来返回国内也会受到歧视（法国规定，被释放的战俘薪水减半，停止晋升），但终究能够活命。

戴高乐并不这么想，他想逃出去继续战斗。在战争的后半程，他的战俘生涯就伴随着一次次越狱，又一次次被捕，其中有据可查的共有5起。

被俘后的戴高乐先是遣送到德国中西部的美因茨一所陆军医院接受治疗，伤愈后德国人准备把他送到战俘营。途中戴高乐就开始谋划越狱，他计划越狱成功后沿着多瑙河坐船到黑海，然后再回到法国作战。这一次他的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被当局发现了，德国人随即将他和同伙儿送到德国东部的什肯青惩戒营关押。

什肯青惩戒里关押着50名法籍军官和100多名俄籍军官。在俄籍军官中，戴高乐结识了比自己还小三岁的图哈切夫斯基。法籍军官中有一个人叫勒德雷尔，他是一个隧道专家，还精通俄语，这些人聚集到一起就开始谋划如何逃出去。这次越狱很成功，他们从地道跑到了城外，可惜没跑出多远就被发现了。那些德国守卫后来说，身材高大的戴高乐太显眼，就是他暴露了众人的行踪。

考虑到这些类似事件可能再次发生，德国人决定把戴高乐等人送到看管更严格的因戈尔斯塔特第9堡垒。这里原本是一座小镇，位于多瑙河畔，此地不仅戒备森严，城堡四周还有一条很深的护城河。

挖地道是不可能了，150名越狱惯犯们也消停了很长时间。1917年初，戴高乐发现监狱医院和军队医院是连着的，而且那所军队医院竟然在堡垒围墙之外，如果他们能混进医院里，就可以再次逃跑。

通过给家人寄送信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些治疗冻疮的药膏。这种药是外敷药，里面还有一种苦味酸，口服的话就会出现黄疸的症状。通过这种方法，戴高乐和另一个名叫迪克雷的军官住进了战俘医院，然后他们贿赂了一名德军军官，弄到了德军军服。迪克雷化妆成护士，搀扶着伤员戴高乐从容出逃。他们换上平民衣服，连续走了5天5夜，结果在距离德法边境90公里处的乌尔姆，因为不熟悉德语暴露。

这次教训让戴高乐重新开始学习德语。与此同时，由于他安分守己的表现，让德国人放松了对他的监控，不久之后他被转送到一所管理相对宽松的罗森贝格战俘营。

这里是一座旧城堡，建在悬崖峭壁上，四周是6米高的两道围墙，内外都修筑了壕沟。不仅如此，第一道围墙每隔30米就设置一座岗楼，里面是看守的哨兵。第二道围墙则会有流动岗哨巡视。

这样的环境本不会给战俘提供逃脱的机会，不过戴高乐还是想到了办法。他们撬开监狱底下的一块岩石，然后寻找看守的漏洞逃出去。

1917年10月15日晚，大雨如注，哨兵们为了避雨都躲进岗楼里。雨声盖住了其他声响，戴高乐等5个人挪开岩石，然后用床单和布条做成一条30多米的绳索逃出了堡垒。10多天后，他们躲在一座鸽子棚里时被当地人告发，再次被捕。

1918年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11月28日，入狱32个月的戴高乐重获自由返回法国。在他眼中，薪俸减半和禁止晋升是对他的侮辱，所以他提出了辞职。上级同情戴高乐的遭遇，于是为他争取了驻外派遣的机会。1919年4月，戴高乐以上尉军衔赴波兰，担任一个营的临时指挥官。

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波兰在英法的支持下已经复国，其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充到36个师。波兰领导人毕苏斯基在军队的加持下希望重塑波兰中世纪的辉煌，同时英法也希望波兰成为制约新生苏维埃的工具。1919年初波兰侵入苏联，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乌克兰的基辅相继落入波兰之手。当波兰人向黑海挺进时，戴高乐曾经的狱友图哈切夫斯基又把波兰军队击败，并一路功到华沙城下。

在华沙保卫战期间，戴高乐在波兰见到了一战后期才出现的新式武器——坦克。法国政府为波兰人训练了一支坦克部队，装备有法国“雷诺FT-17”轻型坦克。尽管波兰人的技术并不熟练，燃料还经常供应不上，但这些坦克在苏联骑兵面前依旧展现出优越性。同时也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